今年是美国作家、记者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诞辰120周年。1905年7月，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28年7月，他乘坐日本邮轮来到上海。除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首次出版之外，斯诺与这座城市还有着更多的不解之缘。
立足上海，深入报道中国、介绍中共——
彼时的上海，拥有亚洲最高的大厦、最大的电影院。“从铆钉到机关枪和轰炸机”，外国资本在这里无所不售。但斯诺敏锐地观察到，上海20余万中国工人日均薪资仅约20美分，大量童工如奴隶般劳作，“贫民面临永久性饥荒”。斯诺撰文《在上海的美国人》，讽刺依仗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一边贪恋上海的物质享受，一边对中国人的疾苦冷漠麻木。
在上海的抗战火线中，斯诺穿行于枪林弹雨，记述下日军令人发指的罪行：城市里，拒绝附逆的中国商人及其家人被秘密绑架或杀害；农村妇女被拖出房屋，被当作日本新兵练习刺刀的对象；在前线的废墟里，肢残儿童不断哀号，甚至飘扬红十字标志的难民营也遭到日机俯冲轰炸与扫射。他痛苦地写道：“我看够了！”
但是，斯诺也努力记录中国人民的不屈与希望。在一·二八事变中，他报道十九路军用刺刀、步枪和机关枪抵抗日军的坦克、装甲车、重炮、飞机的情况。上海市民捐钱、捐物并支援前线的情景，让斯诺“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1931年，宋庆龄与斯诺在一家巧克力店初次相见。这位坚毅、沉静的革命者为斯诺讲解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使他感受到“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1933年，斯诺的长篇报道《她为中国民众而战》，生动记述了宋庆龄的革命斗争和高尚情操。
鲁迅比斯诺年长20多岁，总是用“从容不迫、很有韵味的声音”讲出事情深奥的含意。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斯诺编纂的《活的中国》出版，收录鲁迅、柔石、茅盾、郁达夫、巴金、丁玲等15位作家的24篇作品。这是第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文选。斯诺评论，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抗精神和对社会公平的诉求，确认了“平民百姓的重要性”。
对中国的新生力量，斯诺怀有罕见的兴趣、真诚的热望。1936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全球首发斯诺对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专访报道。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有西方评论称，“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斯诺则确信，“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从上海出发，点燃“工业合作”星星之火——
1937年淞沪战役结束后，斯诺目睹日军恣意破坏中国沿海工业以及上海几十万产业工人流离失所的状况，与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麦赫斯托公寓（现锦江饭店北楼）商讨出“工业合作”的构想，以吸收、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组成合作社，实现生产自救并支援抗战。
这一构想得到众多爱国团体的支持，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完善的全国性总战略。1938年4月，“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梁士纯任主席，成员有胡愈之、徐新六、卢广绵等人。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至1940年，工合组织遍布全国16个省，拥有1780多个合作社，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一共援助了20多万名失业者和难民。
斯诺等人意识到，工合组织的简单工业生产特别有利于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当时，中共亦提出利用合作社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计划，并着手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工业等。在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下，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在陕西宝鸡设立，并相应成立了西北区办事处。
1939年7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以争取海外援助，支持工合运动。截至1945年，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筹集到国际捐款和物资捐赠价值上千万美元。更重要的是，工合国际可以不受国民政府干扰，把大部分国际捐款通过西北区办事处交到被经济封锁的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或通过上海的银行汇至延安。
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参观，再次见到毛泽东。9月25日，毛泽东致信工合国际主席何明华：“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谢。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设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我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很快，根据地的铁矿、煤矿、毛纺厂、制铁厂、制药厂等纷纷建立。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在南方，工合国际浙皖区办事处的设立为新四军的军需生产提供了很大援助。叶挺曾致信工合国际表达感谢。从抗日烽火中走来，工合国际成为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国际性社团组织。
来源：解放日报，2025-08-04
作者：徐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宋时娟，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
